这是行道树历史-不列颠群岛系列的第三部分。你可以阅读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缺乏昂贵的防御墙等基础设施，在本系列文章第2部分的开头已经讨论过，允许英国城市逐步向人口密度较低的农村地区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英国城市，无论是英格兰的、爱尔兰的、苏格兰的还是威尔士的，都是郊区(除了市中心)。其中一些城市后来成为“花园中的城市”或森林中的城市，尤其是爱丁堡和巴斯。伦敦地下轨道交通系统“The tube”的建立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交通系统，也是这种扩张主义的独户住宅郊区发展模式的直接结果。

乡村的树木

不列颠群岛的园林景观和树木的长期遗产并非偶然。

英国的主要城市，除了巴斯，都有高密度的廉租房中心。都柏林有“自由”，伦敦有“东区”，爱丁堡有“封闭”。但高密度住房在英国并不理想，或许不像在欧洲大陆那样被接受。乡绅/领主/伯爵的独立乡村别墅是理想的模式:有自己的四面墙和非常大的后花园的别墅。换句话说，就是在自己的地块上，拥有精致花园的独栋住宅。当英国贵族和后来的商人阶层看到树木的价值时，他们认为树木是为特殊人群保留的，而不是为下层阶级保留的。英国的投机开发模式利用了这一点，在建造新住房的过程中嵌入了私人围栏和封闭式公园。这种财务模式还包括专门的维护收入流，即向周围居民征收这些广场、月牙形和马戏团的长期维护费用。

什么时候一棵树不仅仅是一棵树?

英国的绘画作品充分说明了树木在英国社会中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它们的风景画。仔细看前景，是树，不是建筑，也不是人。高大雄伟的树木点缀着田园风光或如画的风景，偶尔还有微不足道的小人在走动。在这些画中，树是在前景，他们被画得非常小心。

与大多数非英国风景画不同的是，这些树画得非常精确，我都能分辨出它们的种类。这些树的肖像以树为尊，赋予它们个性。这些树是为了向观众传达重要的信息，尤其是关于这些英国风景画的主人:长寿、永久、和平、智慧和财富。这些都是上帝赋予国王的特权，延伸到拥有土地的贵族家庭，这是国王授予他们的。英国有很多美丽的大树画。找个时间看一看，把树想象成一种预先注定的权力和土地所有权的视觉信息。虽然乍一看，它们似乎只是一幅风景画，但正是这棵树标志着时间，赋予了地位，展示了连续性。

城市绿地:英伦风格——“城市中的罗斯”

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伦敦是整个不列颠群岛在城市中种植树木的品味创造者。除了伦敦，不列颠群岛上还有其他主要城市，但伦敦在政治和金融上的主导地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它。伦敦殖民控制卡迪夫、爱丁堡和都柏林的主要方法是允许这三个卫星首都间歇性独立。这些半独立的时期使得首都城市繁荣起来，因为随之而来的贵族和公务员的财富迁入。这些突然而大量的现金流入意味着新的建筑、新的街道、新的高端住宅、新的广场——以及新的城市树木。然而，如果有任何关于独立的讨论，伦敦贵族将权力和财富撤回到议会大厦。这种没有代表权的税收模式在1776年美洲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时引起了混乱。

尽管伦敦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其他城市仍然在以重要的方式发展。例如，巴斯度假小镇——一个以富有和有头衔的男爵而闻名的小镇——影响了公园和广场的发展，这些公园和广场的发展为这些树木绿地提供了资金。英国城市绿地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可能是四个首都城市绿地演变的相似性。除都柏林外，所有主要城市的第一个绿地都起源于罗马房屋的中庭(公元前55年被凯撒大帝入侵)，后来影响了修道院的草药花园。同样，大学里的四合院也是中世纪修道院布局中占主导地位的回廊环绕的绿色空间的产物。

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三一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四边形之后，又出现了正方形。该广场成为伦敦、首都都柏林、爱丁堡和加的夫的绿色空间发展的典范。

在都柏林市中心，1592三一学院占据着最骄傲的位置，就在利菲的主要十字路口-奥康奈尔桥的南面。在高高的铁栅栏内，雄伟的格鲁吉亚石砌建筑丝毫没有另一边的绿洲。在学院的围墙内是无数的四合院，完美的绿色草坪点缀着偶尔的，数百年的，庄严的树。

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从13世纪开始使用同样的绿色四边形或四边形装置。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三一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是英国富有的年轻人(贵族)接受教育的大学。这些人后来在伦敦开发了英国第一个住宅四合院或广场:1630年的科文特花园，1650年代的林肯律师公寓，1660年，英国第一个命名的广场:布卢姆斯伯里广场。

伦敦第一座广场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失去了它的中心绿地，取而代之的是临时的和最终永久的市场摊位，以及大量的扒手。(从这一点开始，所有的广场上都有栅栏，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逃跑的马匹和沉重的马车挡在外面。)伦敦接下来的五个广场中有四个建于1700年之前:莱斯特广场、黄金广场、红狮广场和国王(苏活)广场。所有的地方都有小路，绿色的草皮嵌板，周围是强制性的围栏，最后还有树!近350年后，所有这些伦敦广场都保留了下来，有些广场上还有200多年的树龄。

在这里，我们看到城市里巨大的古树，生长在以前是牧场的未夯实的土壤中。他们的城市树木成功的秘诀是大量未压实的土壤!这并不难，对吧?

另一种新的模式绿地出现在现场，以皇家公园的形式出现，以前是用来狩猎的。伦敦的皇家狩猎公园包括摄政公园、海德公园、格林公园和圣詹姆斯公园。在都柏林，它是凤凰公园，现在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讽刺的是，这些皇家公园变成了所有人的公共开放空间——一个无产阶级的地方。

尽管早在1500年的荷兰和意大利，树木就被认为是欧洲城市中重要的经济和有益因素，但英国人在街道和运河等公共场所种植树木的游戏却很晚。他们对城市树木的模型是投机的，私人围栏广场(迷你公园或口袋公园或现代说法:公园)被豪华的排屋包围。直到1780年，在伦敦，树木还被认为是城市的负担。报纸上有好几篇长篇大论都是这样写的。然而到了1800年，树木的高度急剧上升，并被认为是城市中必不可少的建筑。

起初，行道树只种在主要城市的游行街道上:伦敦的帕尔美尔街、都柏林的奥康奈尔街和爱丁堡的王子街。行道树有目的地开始被用来连接这些公园和广场的开放空间。对于那些没有正面广场景观的排屋来说，行道树可以说是一种分配财富的方式。住在联排屋的人可能买不起广场上的房子，但至少他们住在一个足够不错的社区，街道上有树。

总而言之，罗马的中庭通向修道院回廊，修道院回廊通向大学四合院，然后以私人广场的形式进入城市，皇家公园也变成了公共公园。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行道树是将所有这些绿色空间拼接成一个连贯整体的最后一块。绿树成荫的伦敦巷和田园诗般的城市联排别墅的想法是由街道上的树木带给我们的。

在都柏林的美丽城市……

从1750年到1800年，都柏林经历了一个非常短暂的黄金时代;当时，许多私人开发的广场和高质量的联排住宅开发项目被建立起来，如圣斯蒂芬的绿地，梅里恩广场和菲茨威廉广场。在这一繁荣时期修建的还有海关大楼、议会大厦、更新后的三一学院(始建于1592年)，以及一条规模较小的运河系统。与荷兰不同，爱尔兰和英国的运河很少在岸边种植树木。在荷兰平坦的地形上，持续不断的风用帆为驳船提供动力。在英国和爱尔兰运河，马匹拉着驳船沿着一条拖道，否则这里就会种上树木。1800年，当爱尔兰的“地方自治”被废除，爱尔兰代表重新回到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厦，没有爱尔兰人，都柏林所有的建筑增长戛然停止。一系列失败的革命，以及19世纪40年代末的爱尔兰马铃薯饥荒，使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数百万，财富减少了，因此从1800年到1970年，都柏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省级城市和大英帝国的金融落后城市。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可以穿过都柏林150多年来没有新建筑的整个地区。正如人们所猜测的那样，行道树并不在他们的基础设施清单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爱尔兰出现了一段住房建设的小热潮。这里主要由没有广场的排屋和被大片草坪环绕的现代主义高层建筑组成。无一例外，这些都是新开发项目。这些建筑还使用了现代的土方设备，所以到处都是压实。基于这一限制，很可能没有树木能够存活下来。这些房子大部分是出租或租赁的，有些允许拥有所有权，但很大一部分是给从未在城市住过房子的贫困工人住的。这些排屋、公寓和高楼大厦都不是为美观而设计的，也没有行道树或任何其他公共树木。它们是不必要的荒凉之地。伦敦和爱丁堡也被同样的住房理念所困扰。不足为奇的是，这些住房存量在2000年代大幅贬值，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不太可能反弹。

布莱顿广场:一个年轻人对广场花园树木价值的画像!

二战后的房地产繁荣时期，没有树木的发展与布莱顿广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爱尔兰植物园工作期间，我受聘为都柏林一块名为布莱顿广场的小块私人三角形土地进行翻新。这座住宅广场建于19世纪50年代末，位于都柏林南郊的一片绿地上。这是在私人广场不再是伦敦的时尚之后很久。即使在今天，布赖顿广场仍然只对居民开放;都柏林为数不多的私人广场之一。以《尤利西斯》(Ulysses)闻名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不幸的是，他的天赋一点也没有遗传给我。

布莱顿广场改善项目的一部分是清理和修剪周边的大型树木，以开放公园的视野，从外面看:可以看到网球场和中央草坪;从里面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砖砌排屋。在没有土方设备之前，布莱顿广场(就像伦敦、爱丁堡和巴斯的同胞一样)是手工建造的。黑土是优质的原牧场，肥沃，未压实的壤土。在这些富含氧气的土壤里，树木长得非常高大，而且很容易生长。广场的修复不需要新的植树。除了它的三角形，布赖顿广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广场，在砖、混凝土和沥青的海洋中，一个绿色的宁静绿洲，一个私人钥匙，大约70个家庭的隐居之地。砖砌的排屋带着石板屋顶，当时和现在一样，很漂亮，但不壮观，这也是典型的类型。这种围绕着大树和绿地的发展模式在15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经济意义。与大量破产的现代房地产开发不同，即使在爱尔兰持续15年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的2008年之后，这些排屋的每套售价仍超过100万欧元:这是大树增加和维持房地产价值的有力例子。

我在爱尔兰长大，是一个天主教男孩，住在一所18世纪的茅草乡村房子里，周围有围墙的花园，种着各种不同寻常的树木，尤其是常青树:巴西猕猴(Aracauria araucana)，爱尔兰红豆杉(Taxus baccata)，被训练成有拱门的走道，地中海霍姆橡树(Quercus ilex)，以及其他外来植物。我已经描述了我上初中和高中的修道院中巨大的爱尔兰紫杉(Taxus baccata)回廊的强大影响。我在都柏林的爱尔兰植物园(Botanic Gardens)开始了园艺教育。1922年爱尔兰独立后，这些植物园被收归国有，成为公共花园。然而，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这些基本上都是为富裕的“有品位的绅士”、皇家都柏林学会成员提供的私人花园，直到1830年德比植物园成立之前，英国所有的植物园都是如此。

1980年，当我在都柏林的爱尔兰国家植物园(National Botanic Gardens of Ireland)完成学业时，我以为我的职业前途一片黯淡，延伸开来，都柏林和爱尔兰的职业前途也一片黯淡。爱尔兰共和国一半的人口在25岁以下，失业率超过20%。回顾这段时间，我想说，爱尔兰的经济衰退很快就会持续800年。对我来说，爱尔兰900年或1000年的衰退似乎完全有可能。爱尔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第二世界国家，几乎完全是农业经济，严重贫困，120多年来移民造成人口净损失。在德国和挪威短暂工作后，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离开爱尔兰和都柏林，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风景园林专业学位。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这里，但不列颠群岛行道树的历史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